次元与宇宙的分别(次元和宇宙)

作者:程志华(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、教授)

原人”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,但这个概念在学术领域却有诸多不同诠释。厘清这一重要概念并对其进行学术史考察,进而揭示“原人”问题的基本特征,对于深化“原人”问题的研究,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

“原人”概念的厘清

就现有文献看,“原人”作为一个概念首出于《孟子·尽心下》所载万章所言:“一乡皆称原人焉,无所往而不为原人,孔子以为德之贼,何哉?”不过,此处“原人”乃“乡愿之人”的简称,故“原人”实为“愿人”之表达。万章所称“原人”源于《论语·阳货》载孔子之言:“乡原,德之贼也。”此处,“原”通“愿”,“乡原”即“乡愿”之义。本文不取此义下的“原人”。

在上述含义之外,学术史上的“原人”大致可归为四种含义:第一种为“人类之本源”之义,指原始人即猿人,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人,为人类学意义的言说。美国人类学者威廉·哈维兰在《文化人类学》中说:“最早的毫无疑义的原人(hominines)(人,也就是说,近似的人)以追溯到560万年前到580万年前东非的化石为代表。”顾寿白所著《人类学大意》认为:“和现代人类的祖先相近而略具人类的特征的,叫作原人(primitiveman)。”第二种是古印度神话和宗教的神名,意指“第一人”;宇宙精灵、万物以及“我”均由“原人”产生,为宗教意义的言说。印度最早的诗歌集《黎俱吠陀》有专门对“原人”的颂歌。第三种指与“异化”相对的人的“本然状态”,即未被“异化”的人,为哲学意义的言说。美国学者克拉莫尼克、华特金斯所著《意识形态的时代——近代政治思想简史》论及:“马克思深深依赖他的伟大导师黑格尔(Hegel)的哲学论述,深信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状态是异化(alienation),即脱离真正的自我,脱离作为原人(Speciesbeings)、作为人类真正一员的真正潜能。……而最要紧的是,工人异化了他们的原人,即异化了他们作为人的潜能。……资本主义否定工人的原人性质,把他们当作工资奴隶,使人类沦落为一般动物。”第四种指对“人”予以“穷本究原”,即探究“人之本”;此既为传统的经学意义的言说,亦为现代的哲学意义的言说。在此,“原”是动词,为“穷本究原”义。如,《汉书·薛宣传》有“《春秋》之义,原心定罪”之言;颜师古注“原”为“谓寻其本也”。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亦有言:“原其理,当是为谷中大水冲激,沙土尽去,唯巨石岿然挺立耳。”所谓“原其理”,即“推究其道理之本”之义。

就中国学术史讲,“原人”主要在第四义下来使用,而且“原人”还成为一种特定文体。《吕氏春秋》有《原乱》篇,对“乱”进行穷本究原,从而开创了“原××”这种文体。后来,韩愈著有“五原”,其中就有《原人》篇。明代的徐师曾在《文体明辨序说》中对“原××”文体予以解释,认为其义乃“推其本原之义以示人也”。“若文体谓之‘原’者,先儒谓始于退之之五原,盖推其本原之义以示人也。……石守道亦云:‘吏部《原道》《原人》等作,诸子以来未有也。’”不过,徐师曾虽对“原××”文体进行了解释,但认为此文体始于韩愈则不准确,他忽略了早出的《吕氏春秋》的《原乱》。晚于韩愈,宗密著有《原人论》,他基于批评儒、道思想而对佛教“人之本”进行了阐扬。明代,何心隐著《原人》。清代,前期的陈廷敬李光地、方苞、程廷祚和后期的王韬、章太炎均分别著有《原人》。进入到现代,冯友兰著《新原人》。历史地看,“原××”文体在学术史上有确定位置,“原人”概念亦有确切含义,即“推究”“人之本”的意思。

若周延地讲,“人之本”应该包括三义,也就是哲学史上常讲的“人生三大终极问题”——人从哪里来;人是什么;人要到哪里去。不过,就中国学术史所出现的数篇《原人》看,其关注点主要聚焦于第二义即“人是什么”。

“原人”问题的学术史概观

韩愈是唐代“古文运动”的倡导者,曾著“五原”即《原道》《原性》《原毁》《原鬼》《原人》。《原人》为篇幅最小的一篇,全文仅200余字。就内容看,《原人》的基本思想有三个方面,而这三个方面可归结为一个主旨。这三个方面是:其一,宇宙有三重结构,包括三类自然存在物,即“天”“地”“人与夷狄禽兽”。其二,虽然人与夷狄禽兽同为宇宙间自然存在物,但人乃“万物之灵”。其三,“天”“地”“人”均须有“为主之道”,否则会使相应类别陷入混乱。这三个方面的主旨是何为“人之道”即人的“为主之道”——“圣人一视而同仁,笃近而举远”。这里,“一视同仁”是“理一”,“笃近举远”是“分殊”;“理一”和“分殊”均为就人对夷狄禽兽的态度而讲。很显然,韩愈关于“夷狄”之论有不当之处。

宗密为佛教华严宗五祖,所作《原人论》共3000余字,为一篇长文,主旨是探索“生命本质”即“人是什么”。全篇主体分四部分:其一,“斥迷执”,针对“习儒道者”反驳儒、道两家的观点。其二,“斥偏浅”,针对“习佛不了义教者”批评佛教的“人天教”“小乘教”“大乘法相教”“大乘破相教”的观点。其三,“直显真源”,说明“一乘显性教”即“华严宗”这种“了义实教”的教义。其四,“会通本末”,以“一乘显性教”为“本”,以其他各教为“末”,“会前所斥,同归一源,皆为正义”,实现其间的义理会通。在宗密看来,决定人生命本质者,不是“迷执”的儒、道“异端”所言者,亦不是“偏浅”的“末教”所说者,而是作为“本教”的“一乘显性教”所言的“本觉真心”。所谓“本觉真心”,指本有且觉悟的佛性即“如来藏”。

何心隐是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,所著《原人》文字并不多,全文只300多字,但观点明确,文简义丰。其一,人的本质在道德。他认为,人虽是禽兽之一种,但却与禽兽有本质区别,而区别的关键是“道德”。“不仁不人,不义不人,人亦禽兽也。”其二,人须“以仁为广居”“以义为正路”,即好仁义、弘道德。“必以仁为广居,而又必广其居以象仁。……必以义为正路,而又必正其路以象义。”其三,好仁义、弘道德的工夫不仅有层次之分,如“好仁”“为仁”“恶不仁”,如“好义”“为义”“恶不义”,而且须时时行之,否则“仁义”会“牿亡于旦昼”。其四,要做到好仁义、弘道德,除了上述工夫外,还需要培养和保持“浩然之气”。

陈廷敬是清初进士,曾任康熙帝师,亦著有《原人》篇。此文很短,仅200字,主旨为“劝学”,具体展开为三个方面:其一,人应有志于学,有志于追求“圣人之道”。“圣人天所生,天岂得无意。圣人人所为,人胡乃自弃。惟天不负人,人自以为累。”其二,学的具体内容包括“博文”“约礼”两方面,即“治性”当“博学”“约礼”并重,两者于“治性”不可或缺。“博文共约礼,二者无轩轾。今或假其一,实并废其二。劝汝缉学子,治性先不贰。”其三,学之根本在“礼”。虽然“博文”“约礼”无高低轻重,但根本在“仁之目”即“四勿”,即《论语》所载孔子所言“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,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”。显而易见,陈廷敬此文虽冠以《原人》之名,但仅有“劝学”意义,且学理性亦不强,未达及“原人”的深度,故不属于真正的“原人”。

李光地略晚于陈廷敬,亦为清初进士、康熙帝师,亦作有《原人》。与前述几人不同的是,李光地的《原人》乃针对韩愈《原人》而作。此文主要内容为四个方面:其一,韩愈的《原人》“语焉不详”,未达根本,因为其讲到“三才”各有其主,但既未言及“人之本原”,亦未言及“人性之本原”。“《原人》:一则知三才之各有主,而未知人之所以继天地而参天地者也。一则知人之宜兼爱乎人物,而未知人之所以尽其性,而尽人物之性者也。此其语之而不详也。”其二,与韩愈不同,张载的《西铭》言人“终以存顺没宁”则乃“至言”,因为其所讲乃人的死生这种根本问题。“曰:‘《西铭》之言人而备矣,其终以存顺没宁何也?’曰:‘人道于是乎至也。……’曰:‘知死生之说如何?’曰:‘非苟知之而已。存顺没宁,然后可以言知矣。’”其三,由“原始反终”可以推知“存顺没宁”之为“至言”。即由推究初始和终末可知包括人在内的万事万物的“死生之说”。其四,人性之本乃“仁义”即“道德”,故“仁存”则会“存顺”,因为“仁”乃“生”之根本;“义尽”则会“没宁”,因为“义”乃“死”之根本。正是因此,《易传》言“立人之道曰仁与义”。

方苞是清代“桐城派三祖”之一,所作《原人》的基本义理有四个方面:第一,人禽之别是全篇主旨。在文章开篇,方苞引用孔子和董仲舒之言来说明主旨。“孔子曰:‘天地之性,人为贵。’董子曰:‘人受命于天,固超然异于群生。’”第二,人禽之别即“人道”的实质在于人有道德。在他看来,纵使禽兽有人所不及之禀性,但其“偏且塞”之性终究不变;纵使人失去某些禀性,终究人与禽兽是不同的,而且“正且通”之性永远存在。“正且通”之性即“人道”,即人的道德属性。第三,“人道”源于“天命”。第四,丧失“人道”将失去“天佑”,会招致天灾人祸,“人将不人”。“呜呼!古之人日夜劳来其民,大惧其失所受于天耳;失所受而不自知,任其失而不为之所,其积也,遂足干天祸而几尽其类,此三王之德所以侔于天地也与!”

程廷祚是清代前期理学家,以修颜李之学为主,曾作“七原”,其中第一篇即《原人》。主要思想有三点:第一,形由天生,性由天赋。“人生于天地之中,天之于人,其相近而不相远,固然也。然仅以为相近则远矣。形者,天之所生也;性者,天之所赋也。”第二,“人者,天地之心”。“《记》曰:‘人者,天地之心。’古之善言人者,无过于此矣。”在此,《记》指《礼记》。第三,人需要“当责”。人作为“天地之心”,需要担当“天地之心”的责任;责任既包括“参赞天地化育”,亦包括“善恶”“慎独”等道德。“幽独之当慎者,此也;化育可赞,而天地可参者,此也;福善祸淫捷于影响者,亦此也。”

王韬是清代晚期思想家,他作有“五原”,其中有《原人》篇。主要内容是:其一,一夫一妻制有经典依据。无论是《易经》,还是《大学》《诗经》,都于一夫一妻制“再三致意”。“《大学》一篇,首言治国平天下,而必本之于修身齐家,……欲家之齐,则妇惟一夫,夫惟一妇,所谓夫夫妇妇而家道正矣。天之道一阴而一阳,人之道一男而一女,故《诗》始《关雎》,《易》首乾坤,皆先于男女夫妇之间再三致意焉。”其二,一夫一妻制利于家国天下。一夫一妻制下,“男耕女织,夫倡于前,妇随于后,岁时伏腊,互相慰藉,虽历辛勤而不怨”,生活虽然辛劳,但平安幸福。“一家既如此,一国可知矣”,家庭和睦利于国家天下。“家之不齐,而天下国家之所以不平不治也。”其三,一夫一妻制的理据是“男女并重”即男女平等。总之,一夫一妻制乃“天经地义”,为“齐家治国平天下”之始。“一夫一妇实天之经也、地之义也,……故欲齐家治国平天下,则先自一夫一妇始。”由上述可见,王韬的《原人》体现出明显特点:他不是由“个体”而是由“家庭”出发展开“原人”。由此来讲,其“原人”可以名为“原家庭”。

章太炎是清末民初思想家,他有一部自编文集《訄书》,《訄书》前后有三个版本,而每个版本均载有《原人》篇。总的看,三个版本中的《原人》内容没有大的变化,主要内容如下:其一,持生物进化论观点,认为人乃生物进化而来——生物界为一个由低等到高等的进化过程;在这个过程当中,猿猴进化为人类。“赭石赤铜箸乎山,莙藻浮乎江湖,鱼浮乎薮泽,果然貜狙攀援乎大陵之麓,求明昭苏而渐为生人。人之始,皆一尺之鳞也。”其二,对“戎狄”持贬低态度。人类进化程度不同,便出现了人种和文明的差异。“化有早晚而部族殊,性有文犷而戎夏殊。”显而易见,章太炎《原人》的语境既不是个体,亦不是“家庭”,而是“民族”。

抗战期间,冯友兰随清华大学“南渡”,在西南联大教书八年。其间著有“贞元六书”,其中一部为《新原人》。关于《新原人》的主旨,冯友兰以张载的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之“四为”作为“自期许”。

《新原人》主要讨论了四个问题:第一,人是什么。在冯友兰看来,“人之所以为人者,就其本身说,是人之理;对于具体底人说,是人之性”。然而,“所谓人性者,即人之所以为人,而以别于禽兽者”。进而,人之所以为人,乃在于人有“知觉灵明”,即有“觉解”。“人之所以能有觉解,因为人是有心底。人有心,人的心的要素,用中国哲学家向来用的话说,是‘知觉灵明’。”所谓“觉解”,指既“解”又“觉”,即自觉其了解。进而,因为人有“觉解”,宇宙人生会对人产生“意义”,而这种“意义”会使人形成某种“境界”。第二,人生境界。“我们可以忽其小异,而取其大同。就大同方面看,人所可能有底境界,可以分为四种:自然境界、功利境界、道德境界、天地境界。”“自然境界”是最低层次的人生境界,特征是“顺才”“顺习”。“自然境界的特征是:在此种境界中底人,其行为是顺才或顺习底。”“功利境界”是高于“自然境界”的人生境界,特征是“为利”。“功利境界的特征是:在此种境界中的人,其行为是‘为利’底。所谓‘为利’,是为他自己的利。”“道德境界”是一种较高的人生境界,特征是“行义”。“道德境界的特征是:在此种境界中底人,其行为是‘行义’底。义与利是相反亦是相成底。求自己的利底行为,是为利底行为;求社会的利底行为,是行义底行为。在此种境界中底人,对于人之性已有觉解。”“天地境界”是最高的人生境界,特征是“事天”。“天地境界的特征是:在此种境界中底人,其行为是‘事天’底。”第三,如何提升人生境界。讨论人生境界本身不是目的,目的在于提升人生境界,而提升境界的途径是“工夫”。“自然境界及功利境界是自然的礼物,人顺其自然底发展,即可得到自然境界或功利境界。……人必须用一种工夫,始可得到道德境界或天地境界。”“工夫”分为两部分:一是“觉解”。“一部分底工夫,是求对于宇宙人生的觉解。”二是“敬”,指对“觉解”的保持。“此所谓另一部分工夫者,亦不过是常注意不忘记此等觉解而已。……此常注意即道学家所谓敬。”第四,如何对待死生问题。在冯友兰看来,死生虽是两个终极问题,但它们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,故基于“生”可以了解“死”。“死是生的反面,所以能了解生,即能了解死。”这样,冯友兰将“死”消解于“生”之中了,而“生”的核心乃上述人生境界问题。

显然,冯友兰《新原人》的语境进一步扩大——以往诸篇《原人》多就个体来讲,方苞将语境扩大为家庭,章太炎将语境扩大为民族,而冯友兰以张载的“四为”句为期许,其语境已扩大到国家民族甚至天下。

“原人”问题的基本特征

综上所述,前述十篇《原人》虽未必涵盖所有相关著述,但它们毋庸置疑是影响最大的代表作,故能够反映中国学术史“原人”问题的基本特征:其一,将“原人”的关注点聚焦于“人是什么”。本来,“人之本”应该包括三义,即“人从哪里来”“人是什么”“人要到哪里去”,而以上数篇《原人》只将关注点聚焦于第二义,边缘化了另外两义。这样一个特征透显出中国哲学“重生”“不重死”的特质,也透显出中国哲学常被称为“人生哲学”的缘由。其二,即便就“人是什么”讲,西方哲学史上亦有多种说法,如亚里士多德认为“人是理性的动物”,又讲“人是政治的动物”;黑格尔认为“人是有思想的动物”,亦认为“自由是人的本性”;叔本华认为“人是形而上学的动物”;海德格尔认为“人是会说话的生命”,“语言”是人的本质。而中国学术史中的上述诸篇《原人》除了宗密所著外,则多从“道德”角度讲“原人”,典型的说法是“人禽之别的关键在于道德”。这样一个特征透显出中西哲学关注点的差别,进而也透显出中西文化特质的差异。

《光明日报》( 2022年06月13日15版)

来源: 光明网-《光明日报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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